文学与哲学

从日本人的中产标准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分化
http://cul.news.tom.com　 2007年11月21日 08时59分　

新世纪周刊 关键字：中产阶级 中产

1.从日本人的中产标准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分化

2.向上走，向下走第3页：病历中产

3.2005～2007年间影响到中等收入者的税收政策

4.照不进现实的中产梦想第6页：后中产时代的生存

5.失灵的中产法则

中产分化

如果可以俯视当下，会发现中国的中产正站在一个关键点——历史在书写着中产阶层的命运，财富在这里分流，某些人因此变得更富有，某些人则变得贫穷。

中国社会科学院11月5日公布的《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引来不少批评声，评论多是不满和质疑。很快，社科院站出来辟谣，说这并非新成果。但这并不妨碍讨论的继续。

其中，上海月入5350元和北京月入5000元各居榜眼和探花。

按此标准，一些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也可能达到当地的白领收入水平。

而今年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句“中等收入者占多数”无疑让这个讨论更加火热。在中国，“中产”的标准之争一直未能尘埃落定，也最牵扯人心。

更多人认为，仅仅从收入上界定“白领”是不负责任的，如此低的收入很难维系自己心目中的“白领”生活。

白领尚且如此，中产的范围更加难以划分。尽管根据薪水或者职业已有一些定义，却没能得到广泛认同，甚至未得到那些中产本人的认同。

以下三个问题：

贷款是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你是否不敢结婚，或不打算生儿育女?

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是否让你忧心忡忡?

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不算中产!这是日本人大前研一给出的中产标准。

他在《M型社会 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一书中阐述了这个观点，并且指出日本的中产阶级社会正在崩溃，M型社会已然到来。

M型社会是指，收入阶层的分布往低层阶层和上层阶层两极移动，逐渐呈现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型。

大前研一认为日本中产分化的转折点就在2006年。有趣的是，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中国的“中产”们也在这年发生了逆转。

2006年中国股市的复苏、房价在2006～2007年获得更迅猛增长、2007年CPI(消费物价指数)的不断增长等等因素促成了一个全民理财时代的到来。这一切之下，必将使一些人藉此获得更多财富，而另外更多人不进则退，消耗掉财物和机会，更多的人陷入这个困局，不断向下沉沦。

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发展了很多年后，目前开始产生分化，逐渐形成“M型社会”。 在中国，尽管没有一个权威机关或者研究机构能给出明确的结论，从目前的现象看，我们的准中产们也在经历这波分化。

你该如何提升、避免沉沦?这个问题令中国中产们焦虑不安。

本次报道，并不想进行学术的关于中产标准的讨论，所以一律以“中产”来指代收入和精神生活基本能达到中等水平的人群，特此说明。

向上走，向下走

■本刊记者 / 冒安林

一个叫“中产”的群体正在产生分化，有的向上即将站在富人阶层的门里或者门边，有的则向下将要被“中产”所淘汰抛弃

“等到同事经常向我借钱，我才意识到自己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富人了。”胡凯，28岁，神龙汽车东风标致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的确，如果将胡凯在北京拥有的两套房产折现，他拥有的不动产价值已经超过200万元。

而与胡凯同岁的朋友吴欣，现在的感觉却大不相同：“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穷人。胡凯可以购买5000块钱的专业耳机，而我只能买个飞利浦的耳塞。他买3000多块的XBOX游戏机时，我连MP3都转卖给了别人。”

2001年，胡凯和吴欣同年从大学毕业，2002年两人相识。2003年时，他们两个的收入相当，按照国家统计局把中产家庭定义为年收入为6～50万元的标准，他俩都属中产。 而四年后，一个跨进“富人”行列，而另一个则距离中产生活越来越远。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放在他们身上一样适合。正是中国经济这几年发展中的复杂与变化，导致了这对朋友的人生轨迹发生向上或者向下的逆转。

几乎平等的起步

吴欣的投资之路，比胡凯要早。

2003年，北京房地产业刚刚从“非典”时期的冷淡中复苏。2003年12月28日这一天，吴欣在通州区果园环岛附近按揭购买了一套80平米的两居室。当时通州的房价还属于起步阶段，吴欣购买的这套高层住宅，每平方米2800元。

2004年，北京市商品住宅期房预售平均价格上涨了389元，达到了每平米5642元，涨幅达到了7.4%，但还属于可以承受的合理范围。

吴欣的房子升值了，而这时，胡凯的收入还躺在银行里。2004底，胡凯意识到与其等待银行的那点利息，不如做些投资。

但此时，房地产市场已经是风声鹤唳，政府开始对日益高涨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2004 年3月的“831大限”和2004年10月29日、2005年3月17日央行对商业贷款的两次加息措施，都加重了房地产市场的紧张气息。当2005年3月30日国务院出台“国八条”之后，市场悲观态度一时间占据主流。

不过胡凯还是很坚决：“虽然很多人都觉得那时候房价的走势可能要变，但我却坚持认为，‘趋势一旦形成，短期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是成立的。我断定房价的上涨趋势是刚刚起步，不会那么快就终止。”

他经过细心筛选，选择了位于东四环外的一个小楼盘——“中水金海”。

买或者卖，命运的转折

就在胡凯下大定(金)的时候，吴欣却想到了卖房。

以2800的价格买入的房子，2004年底上涨到了3800元，到2005年上半年的时候，价格更是突破4000元。吴欣有些心慌了。他觉得，房价的最高顶点已经出现，由于宏观经济动向和舆论的影响，房价是不可能再向上攀升了。他选择了将房子“火线出手”。

现在来看，那当然是一个错误的投资决定。但由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逐步加强，无论是买房者还是卖房者，当时都陷入了犹豫不决的观望期，连二手房买卖也陷入低潮。经过两个月的看房和讨价还价，吴欣的房子才售出。

就在办理房屋产权手续的过程中，2005年5月11日，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七部门又出台了《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对“购房不足2年转卖者”征收5%的全额营业税，结果，吴欣为此又额外付出了1万多元的营业税。虽然房价上涨了40%，但由于各项税费的支出，吴欣投资房产最后获得的收益不到10万元。

拿到房款后，吴欣发现用这些钱，已经无法买到原先卖出的那样的房子了，房价依然在涨。

2005年和2006年，是北京市房价持续上涨的快速通道期。2005年北京商品住宅期房预售平均价格比2004年上涨了19.2%，2006年又比2005年上涨了接近20%。

到2007初，胡凯那套以每平米4000多元价格购买的房产，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平米9000元。按这个价格计算，胡凯拥有的这套102平米的房子已经价值百万元。

“其实我对这么高的涨幅也感到吃惊，我原来的预期是能在2008年上涨到7000元每平米就已经很不错了。”胡凯说，“经济很多时候并没有办法去准确预测走势，但尽力做好一切准备，总是对的。”

在房价高涨的几年时间内，拥有多少房子成为中产分化的重要标签。拥有房产越多便拥有更多向上的力量。而满足于居住功能，拥有一处房子或者租房生活的中等收入者，迅速被中产队伍抛弃了。

理财，真正的分水岭

2004年底，吴欣的母亲打来电话，说吴欣的哥哥马上要结婚，因为要筹备婚房、装修和购买家电、举办酒席，希望吴欣能资助一点。恰好这时，信用卡销售人员找到了吴欣：“因为您工作的写字楼，属于银行认定的A级写字楼，所以您只要提供名片就能成功申办信用卡，不需要担保，也没有抵押。”

在提供了自己的住宅产权证和工资收入证明之后，吴欣成功申办了一张额度为2万的信用卡金卡。他用这张卡购买了钻戒、项链和耳环等奢侈品，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哥哥。随后又申办了几张别的银行的信用卡。很快，他加入了“卡奴”行列，总在为还信用卡单付利息。

“当我发觉不对劲的时候，手上居然有四家银行的信用卡，额度超过了5万元，欠款也超过2万元，2万多的欠款，我根本无法一次性还清，只能慢慢偿还，这样一个月光利息支出就四五百元。还了旧钱又借新款，忽然发现信用卡很难还清了。”

最近几年，各家银行为了能迅速占领信用卡市场，采取了“扫楼”式的推销方式，以写字楼、企业单位为整体，往往一下子就能办几百张上千张信用卡。“截至2006年底，商业银行累计发行信用卡总量已达4958万张，较2005年增长22.75%。”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谢众说。

很多中等收入者为了消费办理信用卡，又为了透支不断支付利息，陷入恶性循环。

“我那时候从来不用信用卡。一是我的经济状况比吴欣好，我是独生子女没有家庭负担;二是我尽可能量入为出，在资金原始积累期，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是非常重要的。”胡凯的理财观念与吴欣大相径庭。

为了尽快偿还房屋贷款，胡凯将投资理念运用到了极致。每个月的工资刚发下来，他都去购买可随时赎回的货币基金，并且在还房贷的前一天才赎回。

“我理财的出发点是保证我能按时偿还房贷，所以风险较低而购买灵活的货币式基金，远比证券类基金更适合我。”胡凯说，“这种投资方式虽然收益不大，但长期下来，还是可以抵去一部分生活费用支出的。”这样坚持到2006年年底，他已还清了全部房屋贷款。

长期的存款负利率、高涨的物价指数和轮番上扬的资本价格，是造成最近两年来资产急剧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否拥有良好的投资理财意识，也成为人们能否在资产狂潮中站稳脚跟的根本。尤其是2006、2007两年中，中国经历了一次地产、股市的大幅上涨期，房地产价格以百分之十几的高速度一路奋进，股市也从1000多点一路上扬到6000点。买房之外，理财变得很迫切，2006年的股市培养出了一批千万富翁，别的理财产品也是如此。

逆势行舟，不进则退。理财与否、如何，成为中产的分水岭。

别结婚，也别要孩子

2005年底，吴欣和相恋多年的女友举办了婚礼。为此吴欣在两人的老家扬州购置了一套房子，花光了手中的积蓄，还选择了较短的还款年限。但没想到，妻子很快因为企事业深层改革而降低了收入。在经历了房租从每月800到1400再到1700的上涨过程之后，吴欣的财务状况已经陷入一种勉强支撑的状态，没有多余的积蓄来进行理财，甚至还要做很精确细致的规划才能还清信用卡账单。

一年后，情况有所好转，吴欣还清了所有债务，并且有了点积蓄。2007年6月份，吴欣的妻子怀孕了。

“我本来想把这好不容易存下来的1万块钱拿去买基金。我的一个同事，这一年多来，通过炒股把5万元变成了13万元，增值部分已经相当于一年的收入。”吴欣说：“但后来经过认真考虑，还是存进了银行。现在对我来说，提前预备好孩子的费用，是最主要的。”

“我的一个女同事，天天直呼生个孩子养不起，一个月最起码要两三千的支出。”吴欣无奈地说：“我原本报考了一所大学的学历教育课程，后来也主动放弃了，一年六七千元的学费，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在不影响家庭生活的情况下，轻松拿得出。”

吴欣已经跟胡凯商量过，如果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经济紧张，请他先借点钱给自己。胡凯还没结婚，他一直在考虑再投资。

2007年初，通过自己对宏观经济的判断，胡凯认为北京的房地产市场还有相当大的投资潜力。于是决定放手一搏。3月，胡凯将自己在东四环的那套住房抵押给了银行，将贷款来的钱购买了一套80多平米的二手房，地处北京国贸以南几公里之远的富力城。“毕竟，离国贸几公里的土地，永远只有那么多，楼盘总是越开发越少的。”

毫无疑问，这次冒险的投资行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胡凯将富力城的公寓房以月租5000的价格租给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台企中层居住，仅靠租金已经足够抵去房屋贷款。而他现在担负的，只是中水金海那套房子部分抵押贷款的还款。

2007年初，富力城的房价大概在每平米12000元。时隔半年多，到2007年下半年，这套房产的单价已经飚升到了每平米20000元以上。“我手机上天天有房产中介公司给我发来的短信，说只要我肯出手，富力城的房子保证一个月之内成功卖出。”胡凯说。

中间的落差就是痛苦的来源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陆学艺认为，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但实际上，即使中等收入者的绝对数量在增加，但其在整个社会机构中所占比例还非常小，还未形成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稳定“橄榄型”。

而现在，这个人群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9月份，CPI上涨了6.2%，而10月份CPI上涨幅度达到6.5%。根据此前的统计，2007年1～10月CPI同比累计上升了4.4%，10月份食品价格则上涨了17.6%。

“我楼下的超市，原来有卖一块七的大米，现在已经没有低于两块二的了。”家有几个月身孕的妻子，吴欣对物价上涨很敏感。

致力于台湾贫富差距现象研究的学者林万亿说：“社会中间阶层未来的机会越来越少，如果不能向上走，就是往下沉沦。关键不在于变穷，而是无法接受自己与原来社会层次逐渐扩大的距离，中间的落差就是痛苦来源，而这种痛苦又比真正的穷人更深。”

被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在综合计算了物价水平、居住成本、交通成本之后，将北京的白领工资定在了5000元，但同时又注明了“外地务工者在此基础上增加1800元。”这样算来，一个外地在北京工作的人，月薪要达到6800元，才能算是真正的白领阶层。

按照社科院的这一划分标准，吴欣已经站在了白领阶层的边缘。

“我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来保证良好的生活状态。也许再过两三年，我会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的小城市生活。”吴欣说，“那表明我已经被北京所淘汰，也可以说被北京的中产生活所淘汰了。”

而胡凯，却还在憧憬着更美好的未来。他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去美国学习法律。

“拿到LL.M.(Master of Laws，法学硕士)资格之后，就可以参加美国的律师执业资格考试，成为真正的执业律师之后，如果你年薪低于30万美元，你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但就此认为我现在的生活比吴欣过的更好，我觉得并不准确。毕竟我没有恋爱、结婚和生孩子。也许等我到了那一天，生活也就会和吴欣一样。” 胡凯说：“吴欣结婚的时候，铂金是200块钱一克，现在都已经涨到400多元一克了。我付出2倍的钱，买到的也只是一样重的项链而已。”
病历中产

■本刊记者/ 冒安林

分化产生焦虑，这些焦虑在吞食中等收入者的薪水以及踏实感。中产以稳定为要，但现实逼迫他们不安定

被视为布尔乔亚或中产阶级的文化符号之一的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1931年逝世之后，人们从他的日记里发现的不是快乐，而是焦虑。

施尼茨勒时代的中产阶级们担忧梅毒、担忧住房的私人产权、担忧个人的隐私泄密。而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中产们，担忧的事情更多，他们担忧艾滋病、担忧股市的大盘指数、担忧竞争压力。一些实际存在的压力给了中产阶层们以无法挥去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也是导致中产分化的根本原因。

房价不断上涨

焦虑指数：★★★★★

“导致中产阶层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最大的因素，在我看来，目前主要还是房价上涨问题。政府虽然尽了很大努力来改变这一状况，还收效并不大，目前房价上涨势头过快，已经普遍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心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认为，最令中产感到压力沉重的，就是房价。

“我居住的桂平路附近，一套50平方米的二手房，三个月前售价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60万，算下来平均每天要涨1000元!” 萧功秦对《新世纪周刊》说。

同样生活在上海的殷亮，感到庆幸的是大学一毕业，就和男朋友买了一套房子，这套以3800元每平米价格购入的房子已经涨到万元左右。“幸亏当初买了房，不然现在肯定买不起。”殷亮说：“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买不起第二套房子了。”

殷亮的父母远在东北吉林，而她的公公和婆婆则在广东。殷亮和丈夫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如何解决和父母团聚的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最大困忧，即使把父母在老家的房子卖了，到上海来买房子也不够。“我认为中产的首要条件就是房子，也不一定非要有个别墅或TOWN HOUSE，但能让父母亲一起住，是我目前最渴望实现的梦想。” 殷亮说。

追逐房子，成为准中产们的现实。移民美国的姜女士9月份曾经回国探亲，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她“不停地被朋友邀请到他们拥有的房子里面去做客，有时甚至专门开车跨越半个城市，在某一栋楼房下面停下，然后指着某一个单元得意地告诉我，那是他的第几套房。”

尤其是2006年到2007年城市地产价格的高涨，使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家庭陷入困境，成为“新贫”。而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对住房的需要极其旺盛，造成房价涨价趋势有增无减，许多中等收入阶层人士目前正处于“想买买不起，不买又不行”的两难困境中。

“明知是‘火坑’，又不得不往下跳。”萧功秦说。

税收挤压钱包

焦虑指数：★★★★☆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合理避税?”在北京国贸一家外企广告公司工作的张延，突然发觉自己的工资虽然没下降，拿到手的却比原来少了近千元。

此前，张延已经习惯每个月向亲戚朋友收集发票，向财务报销以抵消一部分应税工资收入。按照目前按等级分类征收的个税制度，张延12000的月薪，每个月提供3000～4000的发票可以省下500～600的个税支出。

但在今年，张延接到通知，公司财务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建立了高收入者纳税档案，并全额由单位先行代扣代缴，以后除正常公务产生的费用报销以外，不能再用发票来抵工资了。

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猛增28.5%，达到了1678亿元，成为全国税收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之一。但几乎同时，2007年5月份，中国以152的税负痛苦指数登上《福布斯》杂志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全球排名第三，成为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

这些税收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中产正在成为对中国个税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部分。根据中国国税局统计，2006年前三季度按30%～45%税率交纳个税的部分同比增长33.9%，而按5%～25%税率交纳个税的部分同比增长只有8.4%。一般来说，工资收入越高的部分征收个税的比例也越高，这表明高收入人群的增长幅度远远快于普通收入人群的增长幅度，同时也说明这部分高收入者的纳税负担也大为增加。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现有的起征点为1600元的个税制度“是严密覆盖工薪阶层的”。而从2007年1月1日到3月31日，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人群要自行纳税申报，该政策也主要针对中产阶层。这个人群分布在电信、金融、石油石化、烟草、航空、铁路、房地产、足球俱乐部、外企、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高收入个人包括私营企业主、建筑工程承包人、演艺界人士、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税务师、评估师、高校教师等。

在200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的财政论坛上，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学院教授王一江建议说，可按个人所得税自我申报的起点——个人年收入12万元，作为中国中等收入者的参照系，“获得这个收入或数倍于这个收入者”。但王一江警告说，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同时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等收入者税负过重，不利于其成长和壮大，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攒不够钱买保险

焦虑指数：★★★☆☆

要成为中产阶级，首先得买份保险，因为保障和稳定是中产的根本。但现在在中国，并不是所有够得上中产家庭的都有保险。

在陪同同事购买了几份商业保险之后，在北京工作的陈刘荣还是放弃了为自己和妻儿购买保险的打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新华人寿保险送给他的台历，显示器上也挂着中美大都会保险的史努比玩具。

“暂时不买保险，钱是主要因素。”从事金融咨询工作的陈刘荣，自然十分清楚商业保险的重要性。而且他深知，为自己和家庭尽早规划一个可靠、全面的生活保障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虽然我的收入也算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负担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支出，就没有太多余钱买保险了。”

陈刘荣的月薪在1.5万元左右，扣除掉住房按揭、私家车和固定的生活支出之后，还要抚养2岁的孩子，最后只剩下3000元盈余。

“我一年能攒几万块钱。而保额在几十万元左右的保险，一般每年都要交五六千的保费，一家三口就需要将近两万元。这是我拥有的唯一的流动资产，为了谋求更大的投资收益，我只能考虑基金、证券等投资品种，而暂时放弃商业保险。”陈刘荣说。

辛苦工作，而无法获得足够的人生保障，这是中产阶层面临的除住房、消费压力之外的不确定隐患因素。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在《全球中产阶级报告》中指出：“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还与这个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水平有直接关联。社会保障制度缓和了阶级冲突，从侧面帮助了较低级的社会阶层也可以不断向上流动，保证了中产阶级在力量和品质上的与时俱进。”

保障本身确实可以颠覆中产生活，一份简单的保险有时也能彻底改变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使得同一社会阶层的家庭产生分离。“我的一个同学，很聪明，开软件公司挣了100多万。后来得了一场肾病，几个月就全花光了，差一步就把父母的房子也给卖了。”陈刘荣说。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更多的中产目前陷入为“稳定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奋斗的挣扎中，也很难获得更多社会保障而向上流动。

沦为“下流”的压力

焦虑指数：★★★★★

“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百万富翁的集中度更高，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2006全球财富报告》这样说。

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着国家50%的财富。但即使是贫富分布远比中国均衡的日本，也经历了漫长的中产阶级下滑的社会性危机。

二战之后，日本快速发展的经济培育了一批中产阶级人群。大部分中产家庭都具备买楼买车的消费能力，倾向于消费名牌奢侈品以及获得优良的生活享受。但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少中产阶层向下沉沦，社会出现结构性变化。日本学者三浦展就此认为，随着日本社会的个人所得、学历、生活需求等差距越来越大，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跻身“上流”的为数不多，沦入“下流”的却源源不断。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指出，作为一个呈现葫芦型结构的社会来说，处于葫芦腰位置的中产阶级需要承担两头的重量，的确存在很大压力。如果一个阶层所承受的压力过重过大，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社会阶层的稳定。中国虽然目前还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但中产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扩散的。中国还有那么多在读的大学生，他们眼看到年长的哥哥姐姐辈陷入这一困境，他们的焦虑感也会随之蔓延起来。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好，中产阶层将从现在开始往下降，而不是保持增长。

“中产阶级到哪去了呢?反正我不是中产。”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周筱，目前在广东一家知名媒体工作，按他的说法，自己还是属于真正的穷人。

“‘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这一说法说得可能绝对了，但许多城市白领不得不变成房奴，从而重新走向赤贫化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萧功秦说：“这些年来，经济发展还比较顺利，但市场经济的变化总是有周期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经济出现不景气，房奴们连保有自己的住房都成了问题，社会就会陷入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困境中。”

不适合中产的土壤

焦虑指数：★★★★★

担任江苏某大型企业驻京销售部经理的王松林，目前拥有个人资产在500万元左右。其中一套位于老家城市郊区的每层180平米的三层小楼，是他的主要固定资产，花费了他将近200万元。但直到今年的上半年，王松林才掏钱买了自己的第一部汽车。

“我们的企业已经成为老板私人的了，我只是个销售经理而已，没有任何的安全感。现在的资产也全是靠20年慢慢积累下来的，不敢乱花。”王松林说。

“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有效配置资源，而是导致财富迅速归边和聚集，使中产贫困化，成为掠夺中产的工具，中国将不可避免在未来的某一天陷入历史性的衰退。”著名评论家卢麒元说。

萧功秦认为，中国要达到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流的这一阶层结构，光凭中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强国家、弱社会”结构特征的国家，社会自主力量远不足以自发地形成对中产阶层经济与社会利益的保护功能，正是中国的“弱社会”这一结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层没有足够能力来维持自己的利益。

“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随着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各个不同阶层都开始出现不同的利益诉求，然而，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前期，在这一阶段，由于财富阶层有较多的资源与渠道来影响决策层，由于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有途径与权力层进行更多的接触，获得更多的影响决策以争取自己利益的条件，比较方便地在体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相反，目前并不发达的中产阶层，虽然也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与财富阶层相比，他们相对缺乏利益表达的机会与渠道。”

“如果真的想发展和培育中产阶层，中国的‘强国家’体制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分运用行政资源这一支‘看得见的手’，来引导社会变迁的力量。”萧功秦说。
2005～2007年间影响到中等收入者的税收政策

上调车船税

2007年10月1日起，北京市车船使用税由原来的200元大幅上调为360～660元，上海市车船使用税上调为450元，大连等城市也实行了新的车船税计费标准，令私家车使用成本大为增加。

增加个税

2007年8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取消自1999年实行的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个人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要求并入纳税人的个人档案一并动态管理。

个税申报制度

2006年11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劳务报酬、财产租赁所得、个人转让房屋、储蓄利息、个体工商户收入、股票转让所得总和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均需自行申报纳税。

降低公积金标准

2006年6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超过住房公积金缴存标准的部分，全额征收个人所得税;地方出台的关于住房公积金超额部分的免税政策，各地财政、税务机关应坚决予以纠正。截至2006年底，税务机关已经为近2000万重点纳税人建立了纳税档案，实施全面管理。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2005年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本来是顺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对不适应新形势的税法规定进行调整,但调整后个税起征点为1600元,仍然将即将迈入中产阶层门槛的中等偏低收入人群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使个人所得税不但没起到“抑高扩中”的作用,反而抑制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照不进现实的中产梦想

■本刊记者/张邦松

中产阶层分化的现实，同样也改变了中产后备军的命运

刘堪至今还在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毕业时接受那份高薪的邀请。

2005 年，刘堪从上海同济大学通讯专业毕业，凭借学校名声和所学专业，他获得了一家外企的邀请，第一年的薪水是7万人民币。但刘堪并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我当时觉得机会多的是，7万并不能打动我。”他说。他选择自己花钱去考了思科网络认证，他的想法是拿到这个认证后，找月薪至少万元的工作。刘堪觉得，拿高薪，最后成为一个优雅的中产者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一年之后，刘堪怀揣着毕业证和考取的证书开始找工作。但令他深感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获得想象中更高薪的职位。“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招聘会，人家一看我只是本科，随手就把简历还给我了，说他们最低要求也是硕士。”刘堪说，他考取的证书也没有给他多大的帮助。

最后刘堪在深圳联通找到一份技术工程师的工作，月薪4000元，由于不是应届生，他没有成为编制内的员工。

在这段时间里，深圳成为全国房价涨幅最高的城市之一。刘堪在观望了一年之后，依靠父母给他存下的50万壮胆 ，慌忙中选了套房子，付了3万元定金。付钱之后，他去楼盘看房，才发现房子是在深圳的关外，极其偏僻，生活配套设施也不好。紧接着，8月份深圳房地产市场开始调整，观望气氛浓厚，他最后放弃3万元的定金和那套遥远的房子。

至此，刘堪觉得现状已经离他毕业时设计的越来越远了。“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可怜，教育贬值，薪水降低，资源缺乏，机遇缺乏，房价却在狂涨。” 刘堪低沉地说，“原来的那些想法，早没了。”

“有时候走在深南大道上，看着周围的高楼，我会问自己，这是属于我的城市吗?”刘堪对《新世纪周刊》说。

虽然出身名校，但刘堪说，他身边的同学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与腾讯新闻中心联合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4130人参加)——“你对人生缺乏热情吗”，结果显示，71.0%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焦虑，55.0%的人对人生缺乏热情。

根据统计，大学毕业生平均薪酬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平均工资降幅达数千元。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一直是成为未来中产阶级的最大潜力群体。对于刚刚步入社会，就承受巨大生存压力的年轻人来说，很可能需要牺牲再学习能力和生活品质，才能勉强立足。而这一现状的直接后果，就是减少了培育中产阶级的可能。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描述了教育成为美国人社会地位提升机会的始末。从杰弗逊时代以来，大众教育就与推进民主结为一体。而政府也对教育相当重视。进入公办中小学的适龄儿童逐年增加。招生规模的巨大变化加强了地位的平等感，在小城市里尤其如此，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地位或职业地位如何，都可能在同一所高中上学。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职业技能训练为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

19世纪末，每年大约有15万劳工及其子女进入白领中下层。小企业主与劳工的子女是急剧扩大的白领中下层的后备军，他们跻身白领的主要阶梯是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掌握某种技能，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遗憾的是，这种势头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没有延续。中产阶级分化的过程，同样也改变了中产后备军的命运。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曼，在一篇名为《毕业生与寡头》的文章，指出了美国学历贬值的问题。他发现从美国的统计数字看来，真正的财富赢家不是那20%的高技术者，而是1%的新寡头。首先，过去5年来，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事实上是降低了。更惊人的是，从1972年到2001年，收入在前10%的人，所得只成长三成。但是前1%的人所得成长了87%，而前0.1%成长了将近100%。

“找工作难、找外资白领工作更难，即使找到了工作，工资却并非以几何倍数增长，房子汽车遥不可及，物质生活似乎只是属于一小撮人的。”刘堪说。
后中产时代的生存

■本刊记者/张邦松

大多数人花钱的方式仍被“中产阶级意识”牵着鼻子走，其实该冷静想想，自己的收入还能不能维系中产生活

中产分化之后，随着中低层人口的增加，觉得生活不够宽裕的人越来越多。

在中国最大的论坛天涯网上，有一个帖子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位家庭月入20000元的网友，表示自己仍生活得非常紧张。“家庭月收入到了20000元，在这样紧张的度量中，还是没有节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迷惘地说。

经济拮据的问题正日益困扰着中产阶级。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沃伦最近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双收入家庭的困境：为什么中产阶级的母亲和父亲们面临破产》，试图找到中产阶级破产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伊丽莎白说，根据一份政府没有公开的统计资料，今天，在一对父母加两个孩子的四口中产阶级之家，比较70年代早期，男人的收入虽然只增加了不足一个百分点，但现在是两个人在工作，所以总的来说，家庭收入增加了75%。总收入增加了那么多，又怎么会面临困境呢?是不是奢侈浪费大把花钱呢？但是，资料显示，中产阶级花在衣服上的费用比上一代人少了21%，在吃的方面少了22%，家用电器的花费少了44%，家具也是同样。如今，他们只是比上一代人多花了一些钱在电脑和有线电视上，但是他们烟草的消费又比上一代减少了。

然而在房子、医疗保险和因为母亲也出去工作所以才买的第二辆汽车，以及随之而来的托儿费用这四个方面的花费是太多了。比如，健康保险方面的费用与他们的收入相比，就增加了70%。而这些固定开销在70年代的单收入家庭中占52%，而现在，在双收入的家庭中却占到75%。所以虽然收入是多了，但是所付出的、生活必需的大的方面，与以前相比，是多了很多，所谓好区的房价几乎是飞涨。伊丽莎白举例说：“我的一个学生在剑桥城买的房子，仅仅五年就涨了3倍!”

为什么一些地区的房价涨得这么快呢?目前的教育制度规定，孩子只能上所住地区的公立学校。而中产阶级为了孩子能上好的公立学校，只好搬到学校所在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为数不多，房价自然就高。为了孩子，他们只好搬进小一点差一点的房子。所以虽然他们买房的费用很高，收入与住房占用的比率也增加了很多，然而他们居住条件的水平却比上一代人下降了。伊丽莎白说，同时他们还得向信贷公司求救。伊丽莎白说：“上一代人购房初次贷款首期要付18%，而如今的房屋抵押贷款首期只付3%，虽然方便了买房，但这样你就上了套儿，一辈子还不清的债。”

再有，中产阶级家庭还可能有雪上加霜的事：如果孩子或老人生病了，其中一个人就得请假照顾，或者花钱请人照顾他们。父亲母亲当中一个人生病了，失去工作了，离婚了或有其他意外，一半的收入就没有了，而如今丢失工作的几率又很高。伊丽莎白说：“中产阶级就是被以上所说种种问题所困扰，就像一个黑洞那样，把你吸进去了，你就怎么也出不来了。”

“我们都活在向大家看齐的中产阶级价值观里，而没有构建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认为，大多数人用钱的方式仍被“中产阶级意识”牵着鼻子走，而未思考应该根据自己的收入改变生活形态，将钱花在了不必要的事物之上。

大前研一认为，“买房子、车子与投资小孩的教育经费，这些过去大家认为人生最需要投资的三项事，其实根本没有必要。”

“为什么大家这么执著想买房子?这种执著的购屋信仰，其实就是人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此一意识下的产物。年轻时薪水低无所谓，大家总觉得，反正未来自然会加薪、会升职，就算日子会过得拮据些，在三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时候，都一定要编列房贷预算......”但当你的薪水不再增加时，你还要帮自己背上这么大的负担吗?

养一辆车加上停车费与维修费用，假设每周才开一两次，倒不如租车划算。关于孩子的教育，大前研一也主张，与其投资金钱在小孩的教育上，不如投资时间。“把孩子的教育问题外包给老师是最糟糕的模式!”大前研一说，教导你小孩的老师，并没有挫折与社会经验，他们教导你小孩的价值观，可能也很有问题，父母与其浪费金钱，倒不如投资时间在小孩身上，把自己当活教材，把社会的残酷面告诉孩子，磨练他们的求生力。
失灵的中产法则

■本刊记者/张邦松

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出现，中产产生的基础已经发生动摇，原来的中产法则正在被颠覆

孙成已经开始脱发，他才32岁。他的家族并没有脱发史。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容易疲惫，免疫力好像也特别低，小病不断。妻子花很多钱给孙成买蛋白粉、维生素等补品，但都无济于事。30来岁的孙成像个中年人，毫无活力可言，说话也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

这可能是他为自己的高薪所付出的代价。孙成在北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上班，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5年前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孙成很快就在此公司找到了职位。5年下来，他的月收入也由当初的3000多元升到了12000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搞建筑设计的孙成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孙成说，本来这些年攒了些钱，但家里母亲有病，一直没敢花这些钱。“现在房价这么高，付个首付刚刚好，那母亲那边就顾不上了。”作为独子的孙成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他说工作这么多年，最让他困惑的是：“工资高了，生活却更难了”。

在中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这样的人生设计顺理成章：一个上班族年轻的时候收入虽然不多，但随着资历的增长，地位和收入都会随之增加，最后可望以中上阶层的身份退休。

但是随着以数字化、全球化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这一法则正面临被颠覆的危险。中产阶级不再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的受益者，他们渐渐发现，外面的繁华世界与自己渐行渐远，财富的增加好像只与少数人有关，自己甚至还因此变得更加拮据。很多人开始觉得：搞不好，自己一生就在中低阶层度过了。

中产之路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而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生，则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早期的中产阶级由大小不等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构成，他们对财富孜孜以求，借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些人被认为是“老式中产阶级”的代表。

但是如果要对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形成理出清晰的脉络，美国无疑是最佳参照。“谈论中产阶级不可能不谈论美国，因为很久以前美国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周晓虹认为。周晓虹对中产阶级现象曾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完成了《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和《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等著作。

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5∶4。

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 “老式中产阶级”，而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

在此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作者米尔斯认为，白领正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因素。

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同时，经济增长也在发展中世界造就了一批新兴中产阶层。”周晓虹说。

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从1955年起每10年举行一次的“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中，“假设将目前的日本社会分为5个层次，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结果显示，日本国民总体选择“中层”的人数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日本“一亿总中流” (一亿人口全都处于中游水平)的流行说法。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个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

“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 周晓虹说。

法则悄然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产阶级的的壮大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中产阶级希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财产，这样就会形成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并由这种物质基础支撑起良好的道德和社会秩序;而稳定的社会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能，并产生出更多的中产阶级。

但是，这一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出现，中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已经发生动摇。“20世纪的经济学常识，已经不适用于21世纪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指出。

普林斯顿的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根据统计资料写了《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一文，引起不小的轰动。克鲁格曼说，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重心位置，可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富人阶层，而且是富人中的富人阶层。从1979年到1997年，1%的家庭的税后收入增加了157%。在这1%的家庭中的1%的收入等于社会底层2000万人家的收入总和。

最近调查发现，在美国，年收入2.5～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但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两个族群都在增加。从1989年到200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负债增加了75%，在个人破产案中，中产阶级竟高达92%。

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著作《新资本主义文化》一书中也谈到了“窘迫的欧美中产阶级”问题。他认为，由于新经济的影响，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尽管房产升值了，但这笔资产很难作为普通收入进行评估;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

无独有偶。号称有1亿中产阶级的日本，也在发生类似的转变。经济学家大前研一20年来一直跟踪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他发现，假设以一个人年平均收入600万日元为标准，超过1000万日元为上层阶层，600～1000万日元为中上层阶层，300～600万为中低层阶层，300万日元以下为低层阶层，日本的中低层阶层和低层阶层人数明显增加，上层阶层也微微增加，但是在中段的中上层阶层却大为减少。尤其中低层以下竟在全体人口中占了近8成(78.9%)。

“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息。”大前研一认为。据此，他总结现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所谓“M”型社会。

所谓的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在数字世界中，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中产的中国困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说过：“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实际上，“M”型社会的特征已在中国出现。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即将家庭年收入5.37～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10万元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这项研究认为，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

但是，学者们制定的中产标准正面临一个尴尬的出境，即大多数处于这个收入水平的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而背后的原因绝非因为谦虚。

2006年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魏城曾经在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门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然而，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中产’ 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魏城在其文章中说，他的大部分受访者都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我想没有哪个中产阶级会像我这样迫于生计吧?”在回答“你觉得自己是否属于中产阶级”时，孙成这样反问。当学历不再是工作的保证，当薪资增长被通货膨胀和繁琐的支出稀释，当房价占据了大部分的收入比重，中国的中产们发现，保住所谓中产阶层的地位并不容易。

社会评论家童大焕认为，这一代中产阶层中不少人因为上学耗尽了家中的财力，因此，一个大家庭的负担基本上压在了一两个人身上。以每月税后8000元收入为例，扣除银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电话费和上网费，以及日常诸多的其他消费，每个月再给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实际所剩无几。从社会底层跨入中产很难，但要从中产滑入底层却非常简单，只需要失业、单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员生病就可以了。

“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他认为，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

中国的中产现在与世界看齐了，或更富，或向下 沉沦。